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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敢说之研究 (第1/2页)

    刘思

    鲁迅在《忽然想到》一文中,有警句:“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我也忽然想到,先生在说这六个“敢”时,是信笔写来,还是经过认真推敲,为什么把“敢说”列于诸“敢”之首?我认定,如此排列,不是率而操觚。这倒不是基于对鲁迅文笔严谨的崇仰,实是尝试把别的“敢”列于“敢说”前均觉不妥;正像《宪法》规定的六个“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那居于首席的“言论”地位不可变更一样。不仅在这样一段话里,“敢说”必为首,就是同六个“敢”的任何一个并列,“敢说”也得在前,敢说敢笑、敢说敢哭、敢说敢怒……都十分自然;换个序列试试:敢笑敢说、敢哭敢说、敢怒敢说……说着准别扭——“敢说”是天经地义的领头,无可置疑的首要。那么,鲁迅的这段话,只能先“敢说”,而不能一上来就敢笑或敢哭;“敢说”是前提,是先决条件,不敢说就谈不上其他的“敢”,其他的“敢”都没资格列于“敢说”之前。

    《忽然想到》一文作于1925年4月,三个月后鲁迅有《论睁了眼睛》,又出警句:“必须敢于正视,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这回在“敢说”前加了“敢于正视”和“敢想”,但这不是“敢说”的降格,反而是地位的加强——“敢说”居中,既可验证“敢于正视”和“敢想”的有无,也决定“敢做,敢当”的真假。无论怎么说,“敢说”都是关键,是最关紧要的。

    阿城有妙语:“我们的秩序文化里,比如官场中接见时的名次序列,认为排在前面的一定高贵,或者比较重要,就好像判死刑之后,最先拉出去枪毙的总应该是首犯吧。”(《常识与通识,爱情与化学》)他似乎对这种“秩序文化”不以为然,但“认为排在前面的一定高贵,或者比较重要”则是一种约定俗成,不易改变的事实和不刊之论。如果开列阿城的作品,《棋王》准是排头兵:同样,扼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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