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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羯赵骑兵的实力惊人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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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羯赵骑兵的实力惊人
    虽然虞老前辈对弓弩之术孜孜以求、刻苦钻研,但3至4世纪(即从三国到西晋时期),华夏大地上的中原骑兵战术已经发生了革命性转型:从先秦以来主要依靠弓箭远距离作战(“骑射”)转变为用矛、渠直接冲击敌。这一时期马镫的发明也为骑兵冲击战术提供了重要保障,使骑兵获得了对步兵的战术优势。到西晋后期,鲜卑、乌桓及内迁的匈奴等民族骑士也开始采用冲击战术。北方民族由此取得了以步兵为基础的中原军队的优势。十六国、北朝诸北方民族都崛起于塞外草原或农耕一草原过渡地带,习惯马背上的生活,保留着较多的游牧族生活形态、部落组织,军队主力以骑兵为主。当他们对中原的汉人或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展开进攻时,都要倚重骑兵和冲击战术击败中原步兵主力。

    在北方民族人主中原的战争中,最大的困难在于攻城。因为骑兵只适合野战、运动战,难以胜任城池攻坚。刚刚崛起的北方少数族普遍缺乏这种能力。所以他们更习惯集中骑兵,在野战中歼灭敌军主力。当敌军固守城池时,北方民族骑兵会破坏城郊的乡村,断绝城市的粮食供应,待守军出城寻食时将其歼灭,进而顺利占领城市。但这种战术形式会对中原农业地区造成极为惨重的破坏,农田抛荒,人民流离,政权解体,社会经济往往在战后多年都难以恢复。从西晋末到北朝,中国北方数次陷人大规模战乱与萧条,其根源都在于新崛起的北方民族骑兵这种袭掠战手段。在4世纪初匈奴刘氏、羯胡石氏攻灭西晋的战争,以及4世纪末拓跋北魏驱逐慕容氏后燕占领中原的战争中,这种战争手段都有非常典型的应用。

    少数民族骑兵首次大规模驰骋中原发生在西晋末,主要是匈奴刘汉政权和羯胡石勒的骑兵。建立刘汉的匈奴刘渊家族汉化程度比较深所以首先曾尝试中原式的强行攻城战术,但遭到失败,于是又改回游牧族习惯的袭掠作战。

    西晋永嘉三年(公元309年)年底,匈奴人刘聪率汉赵军队“精骑五万”试图强攻洛阳,并有步兵进行补给运输,由于步兵溃败,刘聪只得撤军。次年,汉赵军队刘粲又以四万兵力再度侵入河南,但不再强攻洛阳,而是“长驱入洛川,遂出轘辕,周旋梁、陈、汝、颍之间,陷垒壁百余”,用快速袭掠的战术扫荡河南郡县,从其运动速度看,显然是纯粹的骑兵部队。另外,活跃在河北的羯族人石勒也接到了协同刘聪作战的命令,率二万骑兵与刘粲会师、击败晋军主力,然后分头袭掠河南诸郡县。经过刘汉和石勒骑兵的大规模洗劫,河南地区破坏严重,粮食耗尽。到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时,东海王司马越从洛阳率领20余万之众讨伐石簕,但司马越在行军过程中突然病逝,众人推举太尉王衍继任主帅,率众转向东方而去。石勒率领少而精锐的轻骑兵追击,采取四面包抄的战术,使惊恐万状的王衍大军完全失去战斗能力,陷入大溃败的局面之中。然后石勒分出若干支弓骑兵队伍将其包围后乱箭齐射,这支晋军为了躲避箭雨,相互践踏,被射死的和被自己人踩死的尸体堆成了小山,从王公士族,到庶民士卒,死者大概有十余万人,无一人幸免,都被包围全歼于东进途中。京师洛阳兵、粮俱尽、城防瓦解,被刘、石武装轻易攻破,晋朝对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西晋建兴二年(公元314年),石勒从襄国(今河北邢台)出发,偷袭远在幽州(今北京市大兴县西南)的王浚。石勒对于王浚早就如鲠在喉,“惧刘琨及鲜卑、乌桓为后患,沉吟未发”。石勒的谋士张宾分析了远袭的可能性:第一,王浚众叛亲离,“内无强兵以御我”;第二,“轻军往返,不出二旬。使就三方有动,势足旋趾。宜应机电发,勿后时也。”强调了轻骑快速性,对于远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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