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认准"下载楼"官方域名 http://www.daxingwx.net     七一、“医闹” (第2/3页)

地回复，我回到了饭馆，大家还在商量，为了给大家注入信心，我对坦哥说：

    “我通知了几个朋友，明天10点前会赶到。”

    听到我这样说，坦哥总结道：

    “我们明天约的是11点到东山医院谈判，大家明天10点准时在华西的门诊集合。明天人多，大家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人散了，这天晚上我和妻子睡在一张床上，这是一个标间，岳父睡在另一张床上。在最困难的时候，大家也讲究不了那么多伦理了。再说，岳父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他70多了，我们也不放心他独自一人睡觉。

    我和妻子时不时小声商量明天的对策以及岳母的状况。彼此都很紧张，大家都知道明天有可能产生纠纷，这让紧张情绪加剧。一夜没有睡觉，也无法入睡，华西在夜间会通知家属拿几次药。

    一大早，我的四位朋友和曾峰差不多都在九点左右就赶到了，这让我非常感动，他们没有姗姗来迟的怯场。不一会儿，曾峰的两位兄弟来了，一个差不多185厘米高，一个差不多187厘米高，二十七八年纪，两人都是剑眉星眼，让上怀疑是**国旗班的孩子。我把他们先安排在一处大树底下等着我的消息，引来无数路人关注。这是在四.川.省的成.都.市，四.川男人的平均身高大约比我171厘米还略矮点，所以7个身高183厘米以上同时结实帅气的男人在成.都平时的街头并不是很多见。

    陈家和戴家的亲戚也都到了，男女老幼、有几十号人，我看到了大家紧张的情绪。我能够理解大家的心情，毕竟这是要面对坦哥所谓有些“涉黑”的院方，别人有势力也有经验。而这些亲戚们在我平时的了解中都还算得是遵纪守法老老实实的普通百姓，没人经历过这些。和他们相比，可能我年轻时打架的经历更多一些，连我都紧张，何况他们。所有善良走正道的中国人，又有谁想去面对这种纠纷呢？！

    当然，在我心中也有评估，我不相信一家医院真会如电影中所展示的那样，请出**大哥，拿着枪或者刀来对付我们，只要没有武器，我又怕什么呢，我家岳母随时可能会去世，如果他们敢动用武器，我也就敢和他们拼命，我想他们没那个胆量。

    亲戚中有一位张哥，以前从没有见过。是岳父特意安排的，曾经多年担任过暧东区工商局一执法大队队长，岳父的意思，他经常处理纠纷，对这种事应当有经验。

    在医院上班的陈哥和大姐也来了。这让我们的谈判阵容更加完整。坦哥和张哥、陈哥、大姐简单商量了一下如何谈判，我在一侧没有多说话，这种事儿，只能见机行事，随时都有变数，我暗自想。

    我们留下了几位戴家的亲戚陪着岳父，并随时等着华西关于岳母情况的通知。大家准备出发了，于是我来到树下，招集我的朋友们，7位兄弟正闲得无聊，在那儿相互比着身高。

    当紧张的亲戚们看到我的七位兄弟时，很多人紧张的表情消失了，坦哥也轻松了许多。他是主要的谈判人之一，现在我们这谈判整容算是完整了，有执法大队的，有他这位能说会道的校长，还有三甲医院的心血管科主任、护士长。有一群将要失去亲人悲伤的亲戚，还有七位足以向院方的保镖施压的兄弟伙。

    我们一行大约三十人，来到了东山骨科医院。这家医院不算太大，一走进院方大门，所有的医生护士都非常惊慌。我们直接走向五楼的会议室。每走过一层楼，院方的工作人员就会慌张。在五楼楼道间，碰到了郑强，朋友李敢的保镖曾峰显然看出了对方是“江湖中人”，故意拿出手机作对话状：

    “你们几十个兄弟都在附近的车上呆着，不要乱行动，我如果打电话，就立马上来。”

    我想他肯定只是和空气在说话，但这是在向郑强施压。我更佩服他如此有经验和泰然自若的口气。后来我听李敢讲，他以前一直在大型娱乐会所做别人的保镖，对处置类似事件，有自己的一套办法。

    虽然并没有曾峰所谓的几十个兄弟埋伏在某处，但这们这个阵容也已让院方感觉到了压力。院方开始慌张地安排我们入座到会议室。

    这会议室中有一个很大的椭圆形会议桌，妻子、陈哥、张哥、大姐、坦哥坐在一排。他们的对面，坐着院方的谈判代表那位眼镜副院长、律师、一位主治医生及一位科室主任。家属们围着会议桌坐了一圈。前排坐不下，不少人坐在了后面。

    我和我的两三个兄弟坐在了靠近大门这一侧的后排，院方代表正好背对着我。另外三四个兄弟站在了门口。这是我和他们事先就商量好了的，站着是为了显示身高体型，把住大门是为了以防不测。屋内都基本上坐满了，郑强等人没了入坐的位置，和他在一起的大概有四个所谓的“保卫”，他们呆在了会议室外面最近的一间办公室，其中一位身高大约有190厘米，且体型壮硕，但这已经无足轻重，我们的阵容更加宠大。

    谈判还没开始前，那位女医务长带着两人给每一个家属朋友送来了一瓶矿泉水，这种待遇前几次来东山医院可没有过。

    谈判开始了，有了后援，坦哥从第一句话就底气十足。

    “今天来谈判，需要院方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我们家四娘，为什么只是动一个腰椎的小手术，却最后脑干出血。”

    院方开始从医学上搪塞。但这次他们失算了。我们也有了专业人士。大姐把手中的病历扔在桌子上，怒声说：

    “从病历看，11月8日下午5点，病人声称头痛。主治医生在这上面写了，病人有脑溢血的可能，建议立即做脑部CT，你们为什么却没有做？！为什么直到第二天病人丈夫来到医院时，你们已经开始抢救病人时，这么长时间院方也没有通知家属？！在这么长时间，你们院方究竟对病人做了些什么？！......”

    大姐问了一连串“为什么”，这让东山医院的谈判人员很难招架。主治医生和科室主任只好从医学角度辩解。待他们说了一阵，陈哥拿过我们查封回的病历，开始逐条指出院方更多的错误，作为一家三甲医院的科室主任，他的专业水平明显比对方的代表更高，而也正若他所说，那改了而又没改完整的病历，处处都是漏洞，这让院方更加被动。

    从医学角度讲，对方已经完全落败。于是院方律师接过了话题，他从法律上讲道理，执法大队出身的张哥开始和他交锋。虽然他没有律师专业，但也不算落下风。

    间或也有其它亲戚猛然说上一两句，谈判在紧张地进行。但最后，对方的律师只是坚持，不再向华西缴纳医疗费用，而是一切最后走司法途径，法院裁决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律师的话听来也很有道理，但我们的社会，也许那些冠冕堂皇的话是最没有道理的。

    他强硬地坚持让谈判一度冷场。坦哥几人摆事实讲道理也有些无法再展开，此时谈判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那位副院长好似发表总结陈辞一般说：

    “现在已经是中午一点过了，大家都没有吃饭，今天就这样吧，我们是法制国家，大家都按法律程序办事。病人还在华西，如果她走了，我们会发扬人道精神支付2000元给你们，作为丧葬费。”

    他的语气中透着傲慢和不屑，我已经忍耐了很久，听到他如此语气的演讲，内心的火苗串了上来。院方发给我的矿泉水我一直没有心情喝上一滴，他就坐在我的前面，背对着我，我对准他的脑袋，将手中的矿泉水瓶子扔了过去。但我不是练家子，没有准确击中他的脑袋，那瓶子打在了他所坐的椅子上，这让我更无法释怀。我冲上前去，左手按住他的肩膀，右手狠狠地对准他后脑连续打了两拳，他的眼镜被打落下来，滑过大会议桌，一直飞到了对面张哥的面前。

    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时间，所以大家一时都愣住了。我准备再打他的时候，不知是谁把我抱开了。律师是第一个夺门而逃的人，副院长也捂着头和另两位院方人员逃出了会议室。

    郑强和他的同伙听到了打闹声，从旁边的办公室冲了出来。那位最高大壮实、差不多190厘米高的家伙冲进了会议室，高声吼“要闹事吗，要闹事吗！”。但他的两只手被我的两位兄弟一人抓住一只，郑强和另两位同伙被我的其它兄弟堵在了外面。

    我努力挣脱抱住我的手，想像小时候刚转学到县城时那样，提起旁边的椅子去砍那位最高大的家伙，但妻子也加入了抱我的行列。几个人把我抱住，我无法动弹。我一瞬间地爆发，点燃了岳母陈家两位侄儿的愤怒。一位冲到了那位已经被我的两位兄弟困住了双手的最高大家伙面前，掐住了他的喉咙，但他只有差不多一米六的身高让他要构上190厘米人的喉咙就没有什么力道了。另一位也冲到了他的面前，但也让其它亲戚抱住了。

    我们人多势众，这让郑强一伙并不太敢轻举妄动。会议室此时已经乱成了一团，吵闹声风起云涌，正在这可能升级为全面武斗千钧一发之时。突然从会议室外，冲进了一位警察，他高声吼：

    “大家不要冲动，冷静，冷静，有话坐下说。”见会议室仍旧混乱，他居然跳上了大会议桌，居高临下的继续吼：

    “冷静、冷静。”

    双方雄起的人员基本都停了下来，但此刻我已经杀红了眼，拼命地挣脱着抱我的手，警察向我叫：

    “小伙子，不要冲动，不要冲动。我们警察来了，来协调大家处理这事。”

    “来啊，来啊，你们把我关起来啊。妈的逼.....”我继续挣扎并骂骂咧咧，但最终，我也总算是平静了下来。

    没几分钟，又有几位警察进入了会议室。其中一位自称是教导员。他们先把我们这方的亲友劝平静下来，然后来到副院长几人躲藏的办公室了解情况，这个时节，在工商局执法大队上过班的张哥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可能是一位亲戚关心谈判的事宜，他乐呵呵地回答别人：

    “刚才场面好大，你没来真是可惜，眼镜都打飞了好几米。”他的表情说明，这是他期待看到的场面。妻子怕我再冲动，一直坐在我身前，将我和人群分开、挡住。

    警察和院方一直在他们的办公室“了解情况”，这让我们有些坐不住了，坦哥和张哥一起去敲开了门，发现那位副院长几人还在和警察紧张的“交流”。警察们叫坦哥几位先退出来，一会儿再叫他们。他们回到了会议室，商量了一下我们的诉求。并决定谈判时坦哥、张哥和陈哥三人一起参与。不一会儿，教导员把他们通知到了那间办公室。双方分岐巨大，但或此时正在十八大召开期间，警察们不敢擅自处理此事，通知了当地街办和卫生局的工作人员。在相关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到场之前，亲友们开始抽这段时间吃中午饭。亲戚们大多没有心情，于是买了些方便面在会议室就餐。

    我带着七位兄弟下了楼，本想在附近找家餐厅，但医院外这条街却没什么像样的餐饮业，兄弟们都说随便吃点。还有谈判，不敢走远，于是在楼下一家简陋的面馆就餐。正巧郑强一伙四、五人也在这儿吃面，这家店很小，他们在街道边正吃着。店堂容不下他们，也就更容纳不下我这帮同样体型彪悍的朋友。大家在街面上相隔着七八米距离，各自讲着各自的龙门阵，相安无事。江湖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任务和角色。

    “妈的，那个警察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从我出手打人到他进来最多30秒钟。”我说。

    “他是从他们办公室出来的。所以这么快。”几位守在门口的兄弟指着郑强几人说。

    “我就是说嘛，我们在五楼最角落的会议室，如果他不是在旁边，不可能这么快能赶到。这么说，他们是一伙的了。”说这话时，我脑海突然生出“一丘之貉”这个成语，一如当年在蓉都大学读书时处理方波他们打架事件时差不多的感受。

    “你是不是天天在家开网店，不懂江湖了。这种医院，肯定和警察关系很好。”

    “这么说一会儿的谈判是要吃亏了。”

    “那也不见得，他们也得看能不能把家属压得下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们现在通知了街办和卫生局的人来，说明他们也不敢太私自做主。”

    “现在是十八大期间，警察也怕闹。他们辖区闹出大事来，上面不高兴，说不定把他们的官给罢了。”

    “是的，这段时间到处都是警察。”

    我的兄弟们都是见多识广的人，大家七嘴八舌。有些话声音很大，或是有意要让郑强一伙听到。

    不知是那位兄弟帮我付了面钱，大家又上了楼。一会儿，街办的一位副主任、卫生局专门处理医患纠纷的工作人员都到了，警察队伍又多了两位工作人员。

    医患双方又坐到了会议室，副院长借口已经受伤不原意再到场，由律师出面全权代表院方。新到的一位略胖但也结实、个子和我高矮差不多的警察自称是辖区派出所所长。在大家坐定后首先声色俱厉地问：

    “刚才是那位打了人。”

    “我。”我的回答泰然而斩钉截铁。这让他有些不太适应。

    “把身份证拿出来吧。”

    我平静而不屑地拿给了他。

    “记录一下。”他对旁边的一们年轻警察说。

    “你和病人什么关系。”

    “她是我岳母，我是她女婿。”我的回答更加铿锵有力。听到这话，他把身份证还给了我。我想这点时间，年轻警察应当还没有把我的身份证信息记录完毕。

    “你职业是什么？”

    “我没有职业。”所长和我都在相互施压。我这个答案也许是他不想听到的。

    妻子的一些亲戚也许担心我会让警察关起来，都七嘴八舌地说：他已经连续两天因为伤心焦虑而没有睡觉，一时冲动打了人。

    言下之意是值得原谅，但我自己心中有数，想他们也许没有这个胆把我关起来，毕竟我家里马上有亲人要去世了。

    “家属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但打人毕竟是不对的，现在大家也不说打人这事了，家属可以谈下自己的诉求，我们觉得要谈判，这么多人也无法谈出什么结果，无关的人员都可以先回去。”街办副主任开始说话圆场。

    “我们都是家属，没有无关人员。”

    大学同学方波厉声高喊。他在读大学前就已经在社会上闯荡了，这句话看似不打紧，其实有着很深的江湖考虑。听到他这么说，会议室响起亲友们此起彼伏的声音。

    “病人是我姐，怎么是无关人员。”

    “病人是我姑，怎么是无关人员。”

    “病人是我姨，怎么是无关人员。”

    ......

    派出所所长总是有着职业控制这种局势的能力，他大声说：

    “大家都别说了。那位是病人的女儿。”

    “我。”妻子回答。

    “说说你的名字和职业。”

    “戴佳，在暧江区市场服务中心上班。”

    “介绍下你母亲和父亲的情况。”

    “他们都退休了。”

    所长真是久走江湖，我明白他的意图，我想我更有社会经验，抢着妻子补充回答：

    “我岳母，也就是正在华西抢救的病人，退休前是暖江区一所小学的校长，我岳父退休前是暖江区工商局局长，连任了三届工商局局长。也当过暖江区的政法委书记。应当和你们算是一条战线的。”

    我注意到了所长脸色的变化。不知是那来的灵感，我又信口开河地说。“他在做政法委书记时，同时也是暖江区委的常委。”

    “我岳母名叫陈贞华，我岳父名叫戴淑年，你们可以去调查下。”

    末了，我不忘再补充这么一句，强调事实的真实性。此后，所长的语调更加和缓了很多。

    坦哥、张哥、陈哥和院方的正式谈判开始了。先前夺门而逃的律师没了此前引经据典的气度。而我们也将查封的岳母病历交给了卫生局工作人员并指出了其中的问题，他是专业人士，已经明白了谁对谁错。

    派出所所长、街办副主任、卫生局工作人员将律师一起叫到了挨打的副院长办公室，商量一会儿。最后回到了会议室。所长说：

    “现在病人还在华西。院方已同意先垫付几万元到华西，至于今后的赔偿，这是后面的事。华西虽然下了病危通知书，但毕竟还没有结果，所以今天先不谈这个，至于垫付的金额，双方现在可以再沟通，谈判的确不需要这么多人。我理解你们家属的心情，大家都很难过，听说你们上午11点就来了，现在已经下午三点半了。大家应当回家好好休息，病人也还需要你们照顾。家属们留下几位谈判的人就行了，希望大家听我的劝告。”

    所长这次的话和最初向我要身份证时的语气可谓天壤之别，话中透着一些温情。

    有一些忙碌的亲戚离开了，还有一些到了华西关注岳母的情况和岳父的现状去了，我也叫曾峰带走了他的两位兄弟。到了五点左右，在坦哥三人的斡旋下，一份暂时的协议已经口头敲定，陈好和曾永君两位也有事回去了。我劝方波和积锐也回家，但他们坚持留了下来。读大学时方波的那次窝囊气让我们三人结识和了解彼此，当年我为方波在蓉大开水房旁边过道的一挡，让他一直记在心中，所以在最需要的时候他们决定坚持到最后。

    谈判有三位哥在主导，只等最后定稿，妻子也作为最厉害的关系人和他们在一起，我们三人没什么事，来到积锐停在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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