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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百零五章 哗然 (第2/3页)
先以强硬恶劣之态度对付,等到事不可为激起民变又要朝廷承担,世上哪有这般便宜之事?
况法人此时一身陷安南战场难以自拔,根本就没有精力抽调大军再次北上,最多也就是命远东舰队战船在津门外海耀武扬威一阵,根本不用担心他们的军事威胁,朝廷要做的是趁此收拢民心。
同时他还表示,如果法人‘冥顽不佞’,朝廷大可准许两广清军直接参与安南内战,两广清军保证牢牢牵制法人军队难以动弹,替朝廷分忧解难。
……
“大人,如今中外物议汹汹,咱们这时参上一脚是否明智?”
‘天津教案’发生的太过突然,而其影响也发酵得太过迅速,两广方面还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教案的事情已经被中外所关注。
这时候借助舆论出兵安南,是否有操之过急之嫌?
对于手下幕僚的担忧,吴可却是很不以为意:“没什么,法国人能利用教案大作文章,一再逼迫朝廷让步,咱们也能寻机找法国人的晦气!”
没等幕僚接话,他便自顾自继续说道:“朝廷此时处境十分尴尬,要是这一次退让了,以后还怎么挺直腰杆跟列强说话?”
“现在,就只能看曾国藩如何应对了,咱们能做的也就是敲敲边鼓而已!”
……
此时已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久受眩晕病症的折磨。4月19日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信中写及:“十六日余患眩晕之症……十七、十八日病状如常,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转,睡定及坐定之时则不甚眩晕,仍似好人。”“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也是日记中常见的内容。
“天津教案”发生之时,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正真切地感受着自己大限的临近。他让自己的学生、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替自己运来做棺材用的建昌花板木材以备后事。
结果花板却和朝廷的谕旨同日抵达了保定府,朝廷知道曾国藩重病缠身,谕旨里殷切询问“最近身体怎么样?”却又意味深长地问及“这个事件你能处理吗”曾国藩当然明白朝廷的真意,况且教案发生在自己直隶境内,他就是想置身事外亦无可能。
在给长子曾纪泽的遗书里,曾国藩表述了自己对此行的极度悲观: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复难和解,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覆筹思,殊无善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示一二,以备不虞。”
还没跟法国人正面扛上,曾国藩便已先失了三分底气。
7月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十几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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