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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终章 (第2/3页)

西、湖南、江西等所谓“贼氛逼近”之处,清统治者不得不依赖团练,咸丰帝尝试直接下令委任在籍大员帮同地方官办理本籍团练事宜。

    最早由咸丰帝直接委派,于本籍帮同办理一切团练防堵事宜的是罗绕典和陈孚恩。其中湖南安化人罗绕典,原为湖北巡抚,因“丁父忧”在籍,咸丰二年五月,受命办理团练防剿事务。办团一年期间,曾率练勇防守省城长沙8o日。

    江西新城人陈孚恩,原为刑部尚书,咸丰元年,因“失仪”革职留任,后以“亲老多病”,奏准开缺回籍侍养。咸丰二年七月,以捐助军饷议叙。九月,太平军“窜扰江西”,受命帮办团防事务。之后两年的办团期间,曾率练勇二守省城南昌,一解省城南昌之围。

    从委派二人办理团练的谕令可知,委任在籍大员帮同地方官办理本籍团练事宜的初衷,在于本籍绅士对本籍地势夷险、地方人情、团练保卫“自必熟悉”,可使“布置周详”,并“使官****为一气”。谕令中十分明确的一点是“帮同地方官办理”,而“使官****为一气”。

    陈孚恩、罗绕典受命之后,即有孙鼎臣疏请“责成本籍人员办理团练”。他认为,太平天国兵力没有嘉庆年间的川楚陕白莲教强,却在一年中由广西打到湖南、湖北,波及到河南、江西,究其原因,“固由兵不力战,亦由民不坚守”。

    他说,民不能守而责兵以战,没有民在前堵截,战亦不过是尾追;民不能守而设官以守,没有民听其指挥,守亦不过是空城。太平军“处处可通,我难一一设防”。

    若河南、江西、安徽等省,幅员辽阔,门户尤多。地广而防不足;防多而兵不足;兵增而饷不足,是所谓“三大患”。然“用兵防贼则不足,用民为兵则有余”。“以本处之民守本处之地,以本地之资供本地之用,有且守且耕之利,无增兵增饷之烦。

    由乡及县,有县及府,贼无可掳掠,无从裹胁,不战自溃”。更何况民后面还有兵,“守”后面还有“剿”。现在广西博白、江西萍乡、湖南长沙等地,“皆以团练得力,贼不敢近”,“保全甚众”;湖南、江西团练事宜,又“已奉旨派罗绕典、陈孚恩办理”,但“一乡一邑举行,各州县未能普律办理,无以联络声势”,“且通省行团亦非一二人所能兴办”。

    所以,他“拟请旨饬令各省同乡京官,各就本籍人员,无论何官及在京在籍,择其品行端方,才具明练者,每省公保数人,恭候简派。同乡官公保本籍人,非其人不敢滥举。以本籍人办本籍事,民情信服,劝导易从,似于团练事宜较为得力”。

    他并同时指出:团练即保甲,有事为团练,无事为保甲。“贼退省分行之,可以招集流亡、兴复义社等仓,所以善后于已事;远贼省分行之,可以稽查奸宄,杜绝外来窥伺,所以防患于未然。”

    随之,咸丰二年年内,有湖南湘乡丁忧在籍的前礼部侍郎曾国藩、已致仕而侨寓皖北的前漕运总督周天爵、江苏无锡因救援全州不利被褫职还籍的前广西巡抚邹鸣鹤等先后被委派帮同办理团练防堵事宜。由于后来湘军的崛起,其中曾国藩最为有名。

    曾国藩办理团练有两个显著特点:1、曾国藩办理团练的名言是:“重在团,不重在练”。

    他认为团练的“团”,实际就是保甲之法:“团与保甲名虽不同,实则一事。近人强为区别,谓操练技艺、出队防剿者,即为团练;不操技艺,专清内奸者,即名保甲,不知王荆公初立保甲之时,本曰民兵,本尚操练。”“齐心合力,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办一方之匪徒,匪类去尽,则善良安生,乃所以为团也。”

    而“练”,则是保甲军事功能的进一步挥:必“制器械、造旗帜、请教师、拣丁壮,或数日一会,或一月一会,又或厚筑碉堡,聚立山寨,皆大有兴举”。但如此,“非多敛钱文不可”,“方今百姓穷困,无生可谋”,所以,各乡只宜行保甲之法,团而不练。至多于城厢“操练一二百人,以资剿办土匪之用”。

    他指出:

    “团之一字,利病各半,恐利少而病多,起团必设局,立局则必敛费,或择户劝捐,或按亩摊派,年年索钱,夜夜巡警,贫家既不胜其扰,而坐局收费之人又未必果纯乎公廉。”“闻有团局擅自专杀者,众情为之不服。”然面对战乱的形势,若一定要办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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