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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六四章 (第2/3页)
“秋,蝗。遣浚稽赵破奴二万骑出朔方击匈奴,不还。”
“夏五月,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与天山,斩首虏万余级。”
“四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七万人出朔方,因杼将军公孙敖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游击将军韩说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强**都尉路博德步兵万余人与贰师会。”
“冬,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
在这些记载的战例中,可以看到两个趋势:
一是骑兵在总兵力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大,随着车兵的逐渐退出战场,骑步两兵种在数量上的比率关系从十万比数十万,上升到七万比十四万,骑兵明显已经取代步兵而成为战斗主力,相反步兵则下降到“踵军”即跟随在后助战的地位,致于只由骑兵独立参加的战役更是屡见不鲜。
二是往往一次战役就长驱奔袭数百里乃至一两千里进行会战,长时间骑马带来的疲劳问题愈发突出,如果骑手不能以充沛的体力投入战斗,取得河西、漠北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没有鞍镫的情况下,这样的战役几乎无法想象。
因为缺乏马鞍以及马镫的骑兵在骑马作战的情况下,与匈奴人进行对抗,差不多等于送死。
另一方面,从具体的战斗方式上看,早在楚汉战争时期,“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能够采用此种在敌阵之中冲突的战斗方式,说明骑者在马上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稳性,否则极易摔下。
西汉时期,弓箭是匈奴和汉军骑兵最重要的作战武器,它的使用受到马具的严重制约。没有马鞍的时候,在奔马上射箭极为困难,因为骑手一边要双腿使劲夹住马腹并保持平衡,一边还要双臂用力拉开弓并尽量使射出的箭命中目标,即便是自幼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这一作战方式也是非常低效且难于实行的,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停住马射箭或干脆下马发射;当高桥马鞍投入应用后,它给予骑手一个纵向的稳定作用,使其可以在飞驰时向前方射箭,但由于横向上无有效支撑,朝左右方向甚至转身向后射箭时仍然容易跌落,是很危险的,前面引用西方学者的评价中就可看出这一点。
但是,在史料中却有这样的记载:“匈奴追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这种转身后射的情况,说明此时应已有马鞍和马镫的使用。况且在汉代的史料中,除个别故意表示轻蔑汉军者外,从未见到有关匈奴下马作战的记录,假如没有鞍镫的应用,这不能不说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可以说,从这些推断而言,汉匈全面战争,是骑兵部队真正崛起对抗的时期。
只不过尽管有这么多的文献证据证明汉代鞍镫的存在,缺乏考古方面的实证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所发现的最早表现高桥马鞍的文物是东汉末年作品,如雷台汉墓出土的骑俑和鞍马彩绘木雕;而最早具备马镫的雕塑作品是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中的骑马乐俑,因这批俑中有马镫者只是在马身左侧鞍下有一个三角型镫具,仅及小腿一半高,而右侧则没有,且骑者的脚也未踏于其中,所以被认为是马镫的雏形,即用于上马的器具;致于最早的实物双马镫,则是辽宁北票十六时期北燕冯素弗墓的鎏金铜裹木质马镫。但迄今为止,对于西汉和东汉初年的高桥马鞍及两汉马镫,却始终没有发现其实物和能够证明它们存在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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