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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四三章 (第2/3页)

民族歧视,至圣宗时契丹人法也用汉律来断。这反映汉人地位的提升。一般来讲辽代刑罚较重,而且皇帝往往随意杀人,无法无天,穆宗尤甚。

    而这种制度也在辽国的军事方面出现:

    其兵制中斡鲁朵中的宫卫骑军兵甲,教练完习,简选天下之精锐,聚之腹心之中,既担任保卫任务,又出兵打仗。另外还有部族兵、汉军、渤海军等。契丹是游牧民族,善于骑射,平时放牧渔猎,既是生产经济活动,也是军事练习。有战争很快即可集合成军。

    辽朝的军队,平时约在二十万至三十万左右,而契丹部族全民皆兵,辽所能动员的兵力在总人口当中,比例很高,为164万2800人。由于保留着原始部族的痕迹,并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迅速转化的历史阶段,军事制度初期多与本民族社会制度合为一体,进入长城以南地区后,既保有本民族特色,又逐步接受汉族影响,具有民族融合的特点。

    辽朝皇帝亲掌最高兵权。下设北﹑南枢密院。北枢密院为最高军事行政机构,一般由契丹人主管﹔南枢密院亦称汉人枢密院,掌汉人兵马之政,因而出现一个朝廷两种军事体制并存的局面。

    辽军大体分为宫帐军﹑部族军﹑京州军和属国军。宫帐军,征集直属皇帝的着帐户壮丁组成,是契丹族亲军,供宿卫和征战,“以行营为宫,选诸部豪健千人,置腹心部”。部族军,主要由契丹以外的部族壮丁组成,供守卫四边。以上两种部队是辽军的主力。京州军,亦称五州乡军,征集五京道各州县的汉族﹑渤海族等的壮丁组成。属国军,由臣属国壮丁组成。后两种部队为辅助兵力。

    辽初,贵族男子人人服兵役,年龄在15~50岁之间的列籍正军,兵器﹑战马自备。

    “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出自《辽史?兵卫》)。

    后来,“沿边各置屯田戍兵,易田积谷以给军饷。”(出自《辽史?食货》)辽军以骑兵为主,主要武器是弓箭和刀枪。后期从宋朝传入抛石机式的火炮,编有炮手军。

    而有一种观点认为,辽国文化可以说是契丹人在融合渤海文化以及汉文化的一种新文化发展体系:

    辽朝吸收许多汉文化与渤海国文化。灭渤海后,渤海遗民大量聚居于辽上京、辽东京一带的州县,较先进的渤海文化对辽文化有较为广泛的影响。

    据汉地幽云十六州到后来和宋朝的频繁交往,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时期的榷场贸易,汉文化对于辽朝的影响都是巨大的。由于大量汉文书籍的翻译,将中原人民的科学技术、文学、史学成就等介绍到了草原地区,带动和促进了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发展。

    辽朝皇室和契丹贵族多仰慕汉文化,如辽的开国皇帝辽太祖崇拜孔子,先后于上京建国子监,府、州、县设学,以传授儒家学说,又建立孔子庙;辽圣宗常阅读《贞观政要》、道宗爱看《论语》等;辽道宗时,契丹以“诸夏”自称,道宗又说“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教育方面实行设学养士和科举取士。

    在某个意义上,这一个情况的描述可以说是汉化的一种根本体现。

    但是由于契丹人的民族风俗受到汉化的影响事实上不算太深刻,所以契丹人的汉化程度事实上并不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一种程度:

    契丹民族的社会与风俗,本不同于汉人。辽朝在统治汉人的燕云十六州地区,则同于中原;在北方的契丹人,则依旧俗生活;介于混杂地区,就呈现两种混合型态。契丹人的仪俗很多,如拜日仪、柴册仪、再生仪、祭山、射鬼箭等。

    特别的生活方式就是四时的“捺钵”,辽朝皇帝带领百官的中央政权,随着一年四时,到各地巡狩,其宫帐的所在地就是“捺钵”。其他还有“头鱼宴”、“头鹅宴”等生活习惯。契丹饮食文化因地制宜,有蜜饯、果脯等,是用蜜蜡浸渍水果而成,以利保存。清朝东北仍有以欧李(野果)“渍以饧蜜”之俗,今日北京特产果脯,也是与契丹人的“蜜渍山果”“蜜晒山果”之类一脉相承。

    在日常生活上,契丹人具有北亚民族传统,以羊狐皮裘居多。而贵族官吏则以貂裘为主,并且穿丝绢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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