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认准"下载楼"官方域名 http://www.daxingwx.net     第十七章　她不是第一次认识他 (第1/3页)

    照片从云栖公馆带回派出所时已经凌晨一点。周序没回出租屋。值班室有一张折叠床，陈警官让他先躺一会儿，他坐到三点多也没睡着。照片被装进证物袋，放在隔壁办公室。隔着墙看不见，他还是知道那两个人在那里。

    四年前六月二十七日。姜岑穿病号外套，周既明站在她旁边。此前所有故事都默认两人的关系从梧桐巷开始：周既明决定把自己送进身份隔离，姜岑成为锚点，后来周序再以快递员身份接近她。现在这个顺序断了。他们更早就认识。

    第二天早上七点，周序去楼下买了两个茶叶蛋和一杯豆浆。陈警官从办公室出来时，他正靠着大厅暖气吃第二个。

    “昨晚没走？”陈警官问。

    “回去也睡不着。”周序说。

    “照片鉴定要时间。”陈警官说。

    “我知道。”周序说。

    陈警官拿走他没喝完的豆浆喝了一口，嫌太甜，又放回来。上午最先确认的是照片纸。相纸和背面油墨的生产批次都符合四年前时间，没有后期打印的明显迹象。安澜旧址建筑细节也能与同期照片对应。至于画面里的男人，面部只有侧面，无法单独做身份确认，但身高、肩线、左腕手表和周既明当年公开资料高度一致。警方没有把“高度一致”写成“就是”。周序也没有。他开始查六月二十七日那一周周既明的公开行程。周氏档案显示，周既明六月二十六日在省城参加医疗投资会议，二十八日上午回总部。中间一天没有公司会议。车队旧记录已经缺失，但财务系统有一张高速通行费报销，出口正是临江北。

    四年前六月二十七日，周既明确实去过临江。周承川下午带来一只旧笔记本电脑。电脑属于周既明以前的项目审计助理，项目停后一直封在周氏档案柜里。硬盘损坏过一次，IT只恢复出部分本地缓存。周承川此前认为这些材料和身份恢复无关，没有交出来。

    “现在有关了？”陈警官问。

    “现在你们证明姜岑比我知道的更早进入项目。”周承川说。

    周承川坐下以后没有看周序。“你不知道她是受试者？”周序问。

    “不知道。”周承川说。

    “你投票让项目继续。”周序说。

    “我投的是一个已经被整理过的项目。”周承川说。

    周承川说完停了一下。“这不是理由。”周承川说。

    这句话让周序抬头。周承川没有继续替自己辩护。三年前董事会看到的风险报告里，ECHO名单已经是后来的七人版本，姜岑作为观察组工作人员出现。若有人更早把她从受试序列移走，董事会至少有一部分人没有看到原始情况。可不知道不等于没有责任。电脑缓存恢复出一份四年前六月的审计草稿。文件标题很普通：《安澜稳定性项目退出机制复核》。作者栏是周既明。

    正文没有讨论姜岑姓名，只有对象S-06。周既明在其中提出三个问题：对象是否清楚治疗可能造成记忆缺口；治疗后是否允许对象撤回后续数据使用；对象若无法确认自己曾经同意，谁有权继续代表她同意。第三个问题下面被红笔画了两条线。旁边有一行手写批注。“她醒来不记得签过字，不能拿昨天的签字压今天的人。”笔迹鉴定初步支持来自周既明。周序读完以后没有产生“过去的自己原来也做过好事”的轻松。因为两个月后，他又在姜岑转入观察组的批准书上签了名。同一个人先质疑受试者失忆后的同意是否有效，又允许一个出现记忆缺口的人去观察其他受试者。

    矛盾没有因为失忆消失。

    “后续意见呢？”周序问。

    技术员继续翻缓存。六月二十八日，有一份S-06退出申请。申请人不是姜岑。是周既明。内容要求停止S-06后续稳定干预，封存既往数据，并由独立医生重新评估其是否具备继续参加的真实意愿。项目医学组当天拒绝，理由是S-06仍有严重睡眠和定向问题，中途停止可能加剧症状。三天后，周既明再次提交。

    第二次申请增加了一句：如果项目无法证明受试者当前仍同意，就不能把最初同意视为永久授权。这份申请也没通过。七月中旬以后，周既明没有再提S-06退出。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新的方案：让S-06转入低强度稳定阶段，并参与简单的观察记录，以现实工作重新建立定向。也就是后来姜岑从患者变成工作人员的雏形。周序盯着方案最后的签名。周既明。

    “这是我提的？”周序问。

    “文件上是。”陈警官说。

    “为什么？”周序问。

    没人知道。周承川想起四年前一次内部争执。那段时间周既明频繁往临江跑，和项目医学组吵得厉害。后来他忽然不再要求姜岑彻底退出，改成强调“真实生活环境中的稳定”。董事会以为他接受了折中方案。

    “你觉得他为什么变？”陈警官问。

    “我当时以为他想用她做新的观察方法。”周承川说。

    “现在呢？”陈警官问。

    “现在我不知道。”周承川说。

    旧电脑里还有一段没有归档的会议录音。录音文件名只有日期，四年前七月十六日。背景杂音很重，开头几分钟都是椅子挪动和纸张翻动。技术员把人声分离后，能听见姜岑本人。那应该是她第一次参加自己的处置讨论。项目医学组建议再做四周封闭观察。姜岑不同意。她没有说自己已经完全恢复，也没有声称项目伤害了她，只反复强调同一件事：如果继续住在一个所有行为都被记录的房间里，她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离开监控以后会怎样。

    “我要出去工作。”姜岑说。

    医学负责人提醒她现阶段不适合直接进入高压力社会环境。

    “那就让我自己失败一次。”姜岑说。

    会议里安静了几秒。随后出现周既明的声音。

    “失败的成本谁承担？”周既明问。

    “我。”姜岑说。

    “如果你再次出现定向问题？”周既明问。

    “我回来。”姜岑说。

    “如果你不记得自己应该回来？”周既明问。

    姜岑停了很久。“那就给我一个我愿意听的人。”姜岑说。

    这句话后来很可能成了“锚点”设计的一部分。会议继续讨论谁适合承担这个角色。医生希望是家属，姜岑拒绝。她没有解释家庭情况，只说不联系家里。项目人员提出安排专业观察员，姜岑也拒绝。

    “专业的人看我，还是工作。”姜岑说。

    最后没有结论。录音结束前，周既明单独说了一句。

    “先让她离开病区。”周既明说。

    这段录音让周序对那份“现实工作稳定方案”又有不同理解。周既明不是凭空把姜岑推去做观察员。姜岑自己要求恢复工作，拒绝继续被关在病区。可项目给出的解决方式仍然把她留在体系内部。两个人都作过选择。也都被现有选项限制。这使责任更难一刀切。

    周序把录音听完，没有因为姜岑当年说“我承担”就觉得所有后果都该算她自愿。一个人要求离开病区，不等于她同意以后成为别人的锚点；就像周序五月十八日同意恢复审计，也不等于同意恢复周既明全部身份。

    同意具体什么，边界在哪里，正是整个项目最喜欢模糊的地方。

    陈警官把这一点写进询问提纲，没有写进白板结论。“后面如果查责任，得按每一次具体授权分。”陈警官说。

    “不能写她自愿参加项目就完了。”周序说。

    “也不能写她什么都没同意。”陈警官说。

    周序点头。这种答案没有戏剧性。却比“受害者”三个字更接近人。警方找到答案的一部分，是在姜岑四年前的药物观察表里。七月九日，S-06连续三天拒绝进入治疗室。她没有要求退出项目，只要求离开封闭病区。记录写得很简单：对象认为持续被观察会让自己无法判断哪些行为属于本人，愿意承担症状反复风险，要求恢复普通生活。周既明的第二次退出申请就在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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