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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九 徐州大突围和战后华东3 (第2/3页)
24日由集结地向城向进攻出发地位的郭里集、鹁鸽窝一线前进,将第85军控制在抱犊崮山区。25日,第52军歼灭了郭里集的日军1个中队,第2师驱逐了枣庄外围日军1个警戒小队,此后并没有继续向峄、枣进攻日军;当发现日军第10联队向枣庄转移时,相反地仅留1个营多些的兵力“欺骗敌人”,主力则东撤山区,致日军第63联队主力顺利南下,加强了对台儿庄的攻势。尽管有过一旦台儿庄被攻立即支援的许诺,尽管孙连仲急电请援,汤恩伯均未采取行动。据战后写成的《战斗详报》,他的理由是:“本军团既已置于犯台(台儿庄)敌之侧背,当然有选定时机及地域的自由,以判断敌主力之行动为根据,而予以彻底之打击”,〔93〕完全忘记了自己仅仅是全局中的一个局部。李宗仁见汤恩伯始终按兵不动,3月28日夜不得不电令汤恩伯放弃攻击峄县、枣庄计划,迅即南下先歼灭台儿庄之敌。据说又由白崇禧敦请蒋介石亲自下令,〔94〕汤恩伯才“调整部署,从事对台儿庄之攻击准备,3月29日其两军分别在青山附近集结完毕”。〔95〕第52军先进至獐山以东地区,“3月31日下午,汤恩伯方率85军到达台儿庄东北之河南头、杨家油一带,经与52军军长关麟徵研究后,决定第85军从4月1日起在52军左翼展开向台儿庄之敌攻击前进”。〔96〕虽然孙连仲各师在苦战中坚持住了阵地,但最好的战机已经失去,坂本支队已由临沂进至向城。汤恩伯认为“台儿庄与向城之间,只是鲁南山麓以外的小起伏地,并无险阻可以争取时间”,为了不做日军炮火下的“大群肉弹”和“保持行动的自由,掌握主动”,又“采取了断然处置”,把全军团“一律由内线转为外线”,〔97〕让坂本支队与濑谷支队会师于台儿庄以东地区。以后,第20军团各师确实向日军进行了英勇、坚强的进攻,不过这时已发展为第2集团军与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的战斗,第20军团与日军第5师团的坂本支队战斗,与原来的攻势防御计划有所不同,敌人的兵力增加了1倍,于是仅能击溃敌人而不能包围歼灭敌人。当敌人按自己的退却计划撤逃至峄县、枣庄地区,既靠拢了主力,又占领了有利地形,依托工事改为守势作战时,再责备伤亡极大的追击部队作战不力、未能消灭败退残敌,就未免有苛求之嫌了。有的评论者认为国民政府军队派系复杂,造成了各部队常常协同不好。这有一定道理。但从军事角度看,高级将领在作战指导上缺乏全局观念,当为重要因素。事实上,在同为中央嫡系的部队中也往往发生类似事情。如豫东战斗时,正当日军第14师团陷于第一战区主力部队包围之中、濒于被歼的关键时刻,担任阻击第16师团西进的第8军军长黄杰无视战区长官令其死守归德的命令,擅自率主力撤退,功亏一篑,不仅未能歼灭敌第14师团,反而形成全线大撤退。另外,临沂战斗中也有缺乏全局观念,导致作战指导丧失战机的情况。日军猛攻临沂,第五战区速调第133旅及第13军骑兵团驰援,但此时日军坂本支队已停止进攻,奉命率主力增援台儿庄。作为第五战区的长官代表、坐镇临沂的参谋长徐祖诒也和张自忠、庞炳勋一样,局限于考虑临沂一地情况,对敌人主力并未战败而突然脱离战场的情况既不进行分析判断,更不进行侦察搜索,竟以不被攻击为满足,致电李宗仁:“临沂之敌自昨晚攻击受挫,确已向沂河东岸汤头镇退却,现以新到之王旅及汤部骑兵相机追击,与敌保持接触。”〔98〕直至4月1日坂本支队主力出现于向城、已与第20军团作战时,张自忠军的《战斗详报》还说:“敌之交战部队系板垣第5师团之大场42联队及铃木第6联队……等,兵力约七八千人”,“军之任务为确保临沂……对敌攻击,胜利殊无把握”,决心占领阵地防守,仍未觉察敌军主力去向。蒋介石致电批评张自忠:“临沂之敌得自由转用于向城、兰陵镇方面,实该军之耻。”徐祖诒总结说:“军以下各部队长均未能明了自身战斗间的责任,成机械式之行动,惟上级之命是从,故致误战机。”〔99〕话说得都很有道理,不过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在作战指导上都缺乏全局和发展的观念。战役指导违背战略方针,是造成会战后期数十万大军仓促突围的基本原因。
台儿庄战斗胜利后,中国统帅部及第五战区许多高级指挥官对胜利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总结,忽略了中日两军总的实力对比,更未对战局发展的可能前途进行合理的预测,因而或多或少地夸大了台儿庄胜利的作用。这样,适合自己想法的失实情报就易于接受,相信“台儿庄胜利已激起日方反战运动,致预定由国内增加8个师团亟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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